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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09 年 12 月 10 日
空天力量杂志(
ASPJ-Chinese - 2009 年冬季刊

原文发表于:20099 月 1 日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ASPJ-English) - Fall 2009


威慑与天基导弹防御
Deterrence and Space-Based Missile Defense

作者:罗琳达·弗雷德里克,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Lorinda A. Frederick

Abbreviations

冷战期间,美国依靠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威慑对抗来自苏联的弹道导弹威胁。如今威胁正在扩大,它包括无赖组织和导弹技术扩散国,冷战威慑方法对它们无能为力。导弹技术顶着政治阻力在不断发展,美国和其它国家正在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以对抗弹道导弹扩散所构成的威胁。然而,这种空、陆、海基导弹防御体系缺乏冗余性,需要把反导设施部署在适当的位置才能拦截飞行中段和末段的导弹。这种体系也缺少能可靠拦截助推段导弹的能力,此能力也许最好来自太空。

弹道导弹防御之前的威慑

美国国防部对威慑的定义是:“可信威胁的存在,即以无法承受的反击相威胁,所引起的一种心理状态。”1 “反击”一词令人想起冷战时代的大规模报复威胁和脆弱性,当时对手威胁的不仅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是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缺少弹道导弹防御(BMD)能力的情况下,如果不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美军就不能解除或对抗国家面临的导弹威胁。有效的威慑使对手徒劳无益,付出代价,同时告诫对手适当收敛。2

在冷战期间,美国修正了威慑战略,从大规模报复改为互保脆弱,再改为确保摧毁。大规模报复是北约在 1954 年制定的政策,威胁将对苏联的任何侵犯施以压倒性的核反击。3 由于选择有限,美国不得不采取加倍回敬的立场,具体地说,就是以更大的威胁来对抗威胁。

在 1950 年代后期,当苏联显示出与美国的核能力势均力敌时,大规模报复演变成互保脆弱:“当任一方都存在脆弱而挡不住对方的核打击时,核武器就不再赋予简单的军事优势,依靠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威胁无法威慑住有核能力的对手发动大规模侵略。”4 在 BMD 无法消除、甚至不能降低威胁的年代,互保脆弱是行之有效的战略。

随着苏联和美国继续扩大各自的核武库,相保脆弱升级为确保摧毁。在 1960 年代,确保摧毁的战略“要求每一方都确保拥有二次打击能力,即能从对手大规模、也许是突发的第一次打击中生存下来的能力。”5 这种战略不排除互保脆弱,因为一方拥有经受打击的能力,就可能削弱对方意图先手出击的威慑。

为了加强确保摧毁所构成的稳定,双方同意严格限制 BMD,通过《反弹道导弹条约》加以约束。这种反导防御能力在冷战期间被认为有破坏稳定作用,因为战略家预言:设防国家如果自信自己的国家对敌方幸存核力量的有限报复性打击做好了防护,也许会先发动打击。不过事实上,这些新出现的 BMD 技术还没有完善到国家对其性能充分信赖的程度。

威慑与弹道导弹防御

冷战以后,如何以威慑对抗弹道导弹威胁变得愈加复杂,因为不仅拥核国家越来越多,而且一些国家中的敌对无赖组织也在滋生,并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和导弹技术及专业知识都在扩散。6 联合作战准则指出:“主要的威胁不是来自竞争的超级大国,而更可能源于‘无赖国家’、失败国家、或恐怖集团蓄意发射的弹道导弹。”7 然而,美国由于缺少准确可靠的情报而难以跟踪弹道导弹,它“过去就曾吃惊地发现对手比预料更早地拥有了军事技术,包括苏联的氢弹试爆、伊拉克和北朝鲜的导弹试射、沙特阿拉伯购买的中国导弹,等等。”8 其结果是,“导弹、制导系统、WMD 弹头等先进技术的扩散增加了对美国本土的潜在导弹威胁。”(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9 如今,美国必须考虑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进行威慑。

非国家行为体和无赖组织使威慑进一步复杂化,原因有以下诸种。10 第一,无赖组织的决策者比国家的决策者更难识别或发现,威慑就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能力锁定使用 WMD 的无赖组织或者资助他们的国家,美国也许很难以威慑阻止袭击。无赖组织的首领和扩散国威胁着美国、地区、以及全球的安全利益,因为他们无视国际法或国际行为准则,利用非对称手段袭击守法国家。

第二,国家行为体运作较公开,使美国有可能根据其行动来判断其认知:“威慑的目的是让潜在对手相信:如果他们采取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行动方案,其后果肯定会比采取其它行动方案更为严重。”11 而无赖组织行为诡秘,美国无法准确衡量他们对美国能力和意志的认知。

第三,美国誓言让攻击方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威胁吓不住无赖组织,和国家行为体相比,他们控制的高价值资产、领土和人口都很少。12 对手对成本、收益和风险的秘密盘算使美国对威慑战略的考虑复杂化。

第四,也许很难判断无赖组织看重的是什么。美国可能轻易地以为他们与自己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 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假设。

第五,美国和无赖组织之间,既没有建立也没有实施像与国家行为体之间那种程度的交流渠道。交流是威慑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它来传达美国如何回应侵略的意图。而无赖组织即使收到明确的讯息,也可能不吃威慑这一套。BMD 有助于美国以威慑阻遏侵略,一旦威慑不成,就做出回应。

弹道导弹防御在威慑战略中的作用

BMD 应首先被视为威慑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其次才是防御弹道导弹袭击的有效工具。BMD 是威慑的一项有机组成,因为它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决策者对 BMD 技术抱有信心,就敢于接受更大的袭击风险,并赢得时间动用其它权力工具化险为夷。美国的对手必定把美国的防御能力和自己的进攻能力对照考虑。美国如果确信来袭的弹道导弹打不到自己的国土,就可以选择不以对等方式回应此等挑衅。

将 BMD 延伸到友邦,有助于增强威慑,因为这种延伸有效地传达美国决心抵御潜在侵略者的承诺。延伸威慑能保护其他国家免于战争冲突。比如,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为了保护以色利并防止其陷入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战区导弹防御(TMD)。延伸威慑还鼓励盟国“放弃在本国发展或采购重复军事能力,从而加强美国的反扩散努力。”13 BMD 不只是美国拥有的可击落威胁导弹的防御措施,决策者应该把它视为威慑的关键部分,以此遏制无赖组织与扩散国。

历届总统的导弹防御观

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几任总统在任职期间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决定,推动或者停滞了潜在导弹防御能力的发展。

里根总统

里根总统 1981 年上任时,继承的是一个基于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这种战略依靠的是一种明确无误的打击能力,这种打击能对任何侵略者或侵略者联盟造成无法承受的破坏 — 即使美国在承受第一次突发打击之后。里根对这种战略深感不满,遂于 1983 年宣布战略防御倡议(SDI),启动了美国对积极国家导弹防御(NMD)的追求,从此开始了保护美国不受苏联大规模导弹袭击的研发努力。14 设想的系统将由空、陆、海和天基传感器和拦截器组成。天基构件包括“地球轨道战位星座”,从这些战位可摧毁处于助推段和中段的导弹。15 SDI 计划开发的技术能使我们的威慑政策立足于保卫美国而不是摧毁敌人的能力。

使用天基“击中并摧毁”拦截器的概念产生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 1958 年建立的“防御者”项目(Project Defender),此项目注重先进武器的潜力,开始发展能按 BMD 要求调整功率级别的激光技术。16 1980 年,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始研究新出现的激光和粒子束技术在 BMD 领域的应用,包括打击弹道导弹和飞行器的天基激光防御。17 这项努力推动美国在威慑和应对来自太空的弹道导弹袭击方面更上了一层楼。

SDI 计划追求的技术有可能受到限制,取决于政府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解释。条约第 5 款规定:“每一方都同意不发展、试验或部署海基、空基、天基或机动陆基反导弹系统或部件。”18 但里根政府对条约的新解释是:该条约允许试验天基弹道导弹防御(SBMD)技术。19 尽管国会成员大多支持加强研发,但拒绝接受里根政府对条约的这种广义理解。毕竟在图纸上研究天基反导技术潜力和开发技术是一码事,试验和显示这种能力是另一码事。

SDI 计划挑战视太空为净域的传统观念。20 里根总统认为导弹防御建设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成立了新的组织,并努力排除障碍,使这些组织能探索太空防御能力。美国决心部署 SBMD 技术的这种作为逃不过世界其它国家的注意,尤其是苏联的关注。在 1986 年的一次峰会上,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总统施压,迫其“接受对 SDI 计划的约束,以此作为签署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其他协议的一个先决条件。”21 苏联反对 SDI ,因为这种新能力可能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安全。然而里根总统拒绝接受任何限制。

为了赢得冷战,里根总统决心挑战旧的威慑模式,并重新考虑条约的义务,他质问:“难道拯救生命不强似报仇吗?”22 据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说:“苏联领导人对里根的道德呼吁无动于衷,但是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美国的技术潜力和尚待完善的防御技术的战略影响。”23 里根总统寻求的是能替代确保摧毁战略的另一种技术,他就任之初所存在的两极世界在下一届政府期间将发生剧烈的变化。

老布什总统

老布什总统面临着严峻的任务,他必须把美国从应对两极威胁调整到应对多极威胁。1989 年《华沙条约》解散,苏联在两年后随之解体。24 与此同时,来自伊拉克和伊朗的区域性威胁以及持续的导弹扩散都愈加明显。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国际社会以“沙漠风暴”行动回敬,这些事件绘出一张多边关系图。冷战期间,太空系统的重点是对付苏联的战略威胁,但是随着战略环境的变迁,这些系统开始支持对付多种区域威胁。

布什政府从更广范围审查了美国在正在显露的“世界新秩序”中的战略需要,在这个新秩序中,确保摧毁不再构成威慑战略的基础。审查的内容之一是 SDI 计划。25 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将来自未经授权的或恐怖分子发射的有限数量的导弹袭击。另外,由于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部署海外的美国部队将面临较短程战区导弹的增长威胁。

布什总统对威胁的变化做出反应,他宣布:国防部正在调整 SDI 计划,要把防御重心从防范苏联大规模导弹袭击转移到被称为“全球防御有限打击计划”的执行上,该计划旨在保护美国海外驻军、美国友好国家和盟国,以及美国本土免遭意外的、未经授权的和/或有限的弹道导弹打击。26 全球防御有限打击计划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只有一个部分,即“闪光卵石”(Brilliant Pebbles)计划,需要依赖太空。太空能力在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战区导弹防御和有限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中起支持作用。“闪光卵石”计划是由许多小型、自主、动能拦截器组成的星座,能探测并摧毁处于助推段、后助推段和中段早期的弹道导弹。27 1992 年 3 月向国会提交的一项报告着重介绍了“闪光卵石”的潜能,认为它能拦截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针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发射的所有“飞毛腿”导弹。28 此论断是基于“国防支援计划”收集“飞毛腿”导弹发射的实际数据所开展的模拟。

“天基激光器”是展现反导潜力的另一项技术开发计划,用于探测、跟踪、攻击并摧毁助推段、后助推段和中段的战区及战略弹道导弹。29 该计划审查了象激光器这类定向能武器摧毁地球表面或上空目标的能力。30 激光器投射的能量以光速传播,锁定目标后能量骤增,从而摧毁目标。31 激光器摧毁一个目标后,能迅速锁定下一枚导弹,一直到燃料耗尽或者目标清除完毕。32 设置多个天基激光器能提高导弹防御体系成功拦截来袭导弹的概率。

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意识到自己导弹武库的威慑作用暂时无虞,因此欢迎布什政府把重点防御大规模袭击的 SDI 计划转变为重点防范有限袭击的全球防御有限打击计划。但是,无赖组织和其他国家有了担心的理由,因为美国已开上了获得 BMD 能力的快车道,将凭借这种能力挫败他们获得导弹技术的种种努力。布什总统重视导弹防御的价值,也有决心部署这些系统。

克林顿总统

克林顿总统在任职期间继续调整导弹防御计划,把其重心从国家应用转向战场应用,这种转向可从总统对《反弹道导弹条约》中禁止发展、试验、部署海、空、天和移动陆基反导弹系统或部件的条款所做的窄义解释中明显看出。33 国会继续为 SBMD 发展计划拨款,显示对导弹防御的支持。然而,由于克林顿总统认为陆基导弹防御计划比天基计划更重要,因此决定终止“闪光卵石”计划。34 由于该计划的终止,另一项计划,即利用“闪光卵石”开发的技术生产小型轻质狙击飞行器、用作地基拦截器的“高技术狙击飞行器”计划,也因此寿终正寝。

克林顿总统出于对违背反导条约的担忧,还取消了“克莱门汀 II”(Clementine II)太空探测器计划。35 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向小行星发射小型弹丸来测试用于导弹防御的应用技术。36“克莱门汀 II”原本用于演示 SBMD 相关技术,以此平息对“闪光卵石”技术潜能的政治忧虑。37 第一项“克莱门汀”技术演示计划也试图在太空验证第一代“闪光卵石”技术的自主微型硬软件的性能。38“这项‘克莱门汀’装置在 1994 年初飞向月球的过程中达到了许多技术目标,只是由于一个软件出错,未能完成测试自动跟踪冷温目标的任务。”39 政治忧虑的波动加上对反导条约的不同解释,反映出美国在部署 SBMD 问题上出现动摇。

取消这些计划也许是对冷战结束和认为可信弹道导弹威胁已不存在的看法所做的本能反应。然而,冷战之后的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因为,现在的威胁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许多个较小的国家。美国没有认识到弹道导弹威胁在加剧,所以削减了导弹防御拨款,技术队伍要么改做其他项目,要么解散。

世界依然危机四伏,因此美国依然需要导弹防御提供的功效。1998 年,伊朗试射“流星-3”中程弹道导弹;紧接着,朝鲜发射“大浦洞-1”导弹,证明这些国家有能力使用第三级运载火箭扩大导弹射程。40 美国对这两个事件做出反应,开始发展 TMD ,即一种可以挫败非常有限核袭击的轻型、机动、陆基 BMD 系统。41

俄罗斯对美国的导弹防御努力耿耿于怀。克林顿总统和俄罗斯的叶利钦总统在一次峰会之后,表示有兴趣合作进行 TMD 研究,并就新协议未禁止的 TMD 能力发表了原则说明。双方同意不“发展、试验或部署天基 TMD 拦截导弹或根据其他物理原理制造的、能替代拦截器的部件。”42 虽然前任总统们曾争辩说《反弹道导弹条约》不禁止天基 TMD 系统,克林顿总统还是承诺美国不部署 TMD,从而强调了他的太空净域观念。

现在的重点是 TMD,但克林顿政府仍需决定如何处理 NMD。2000 年 6 月制定的“3+3”计划加速了后 3 年的研究和试验,旨在积累信息,帮助总统决定是否部署 NMD 系统。进一步,在做出部署决定的 3 年之内,这个系统要部署到位。虽然克林顿总统在离任前有机会做出部署的决定,但他没有这样做。

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对导弹防御成本的忧虑开始盖过它能产生的收益。停止“闪光卵石”和“克莱门汀”计划,以及决定继续研究 NMD 系统但不做出部署决定,都表明克林顿总统对 NMD 的功效有所怀疑。他愿意就 TMD 的标准同叶利钦总统谈判,说明他重视导弹防御的价值。克林顿总统计算战略威胁和潜在收益的方法与前任总统们不同。威胁仍在,导弹防御仍然可行 — 但是那些防御系统,尤其是天基防御系统,因为费用太高而不能发展和部署。

小布什总统

小布什政府对导弹防御非常积极。他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主持了 1997 年弹道导弹对美威胁评估委员会会议,会议得出结论:对敌对威胁弹道导弹的部署,美国不会或几乎不会得到预警,并论证说美国应该发展既能威慑也能防御敌对行为的手段。43

2001 年后期,布什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与前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我已得出结论,《反弹道导弹条约》阻碍我国政府发展保护我国人民不受未来恐怖分子或无赖国家导弹袭击的能力。”44 在接受反导条约约束期间,美国无法实施陆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美国退出条约,即向俄罗斯和世界表明,美国决心发展导弹防御对抗袭击。只要反导条约保持有效,它就遮挡着美国部署有效导弹防御的前景,就限制着我们为保卫美国的海外驻军、盟军和联盟伙伴的选择方案。45

在布什总统看来,导弹防御的收益又一次超过了 TMD 和 NMD 这两个计划的成本。像里根总统那样,布什总统企图挣脱掉对部署这种防御的种种束缚。美国决心采取单边做法,建立可信防御能力,以威慑对付弹道导弹袭击。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时,已经有了包括 SBMD 在内的各种导弹防御方案。

弹道导弹防御的目前结构

美国必须保持一旦威慑失效时作出反应的技术能力。多层拦截来袭弹道导弹能提高拦截成功概率。BMD 系统“必须提供主动、多层次的防御,即能在离国土尽量远的地方,在导弹的助推段、中段和末段有次拦截机会从而解除或挫败袭击。”46 在导弹飞行的所有阶段,BMD 系统能整合陆、海、空、天基设施,利用动能和非动能打击手段来击毁敌方导弹。47

美国目前的 BMD 体系依靠太空设施进行探测并向地面拦截器发送信号。天基传感器能感测到导弹助推段助推器燃烧的热量,并把弹道信息传送到地面站。一旦助推器熄火,红外传感卫星失去对导弹的跟踪时,雷达接续跟踪飞行的导弹,并向地面 BMD 设施发送信号,使它们设法拦截导弹。地面指挥官可抓住机会发射拦截弹击毁它。目前,美国拥有陆基和海基动能拦截杀伤能力,但还没有天基拦截能力。

自从里根总统启动 SDI 计划以后,继任总统们对 SBMD 能力建设的支持逐渐消减,但对陆基和海基导弹防御的支持稳中有长。里根总统支持导弹防御在所有媒介(空、陆、海、天)中的研发,并批准资金支持他的 SDI 计划。老布什总统继续里根总统的计划,但由于威胁环境发生变化和国防预算紧缩,其支持程度有所降低。克林顿总统支持除 SBMD 之外的导弹防御,但没有为此提供足够的资金,因而把 BMD 的规模限制在TMD。小布什总统向国家导弹防御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扩充 BMD 努力,把除太空以外其他各种媒介的 NMD 纳入计划,他并推开了太空防御的大门,使未来的总统们能迈过这道门槛。

天基导弹防御的收益

SBMD 的许多特征能使潜在对手动摇信念,怀疑自己的目的无法达到。48 太空能够使我们在陆海空防御所达不到的区域发现威胁。SBMD 能在弹道导弹还没有来得及释放再入大气层多弹头或旨在穿透反导网的其他对抗措施之前,就在敌方领土上空把它们击毁。

SBMD 的持续前沿存在有助于美国减少在别国领土的军事存在,并同时支持许多军事行动。陆基和海基拦截设施必须设置在能可靠拦截弹道导弹的地方。预先备好反导基础设施、供给和装备,虽可在敌对行动爆发时缩短反应时间,但这样做费用昂贵,也难以维持。SBMD 则以非侵入方式保持前沿存在,因为它不需在别国领土预置资产。

此外,部署 SBMD 系统无需获得别国许可。美国资产设置和保持在别国领土上,受限于东道国对这些资产所支持的使命是否接受或批准。而如果防御不到位,威慑力又将减少。但如果在适当的轨道部署适当数量的天基防御设施,尤其是如果与海基和陆基导弹防御系统结合使用的话,SBMD 就能全天候威慑或防御袭击。

应对对抗措施

潜在对手也许会发展对抗措施,来应对美国部署的 SBMD 系统,因为后者会挫败他们的能力。研发对抗措施需要投入时间和资金,并可能占用有效载荷的空间,还/或可能缩短导弹射程。资金和性能方面的代价可能足以威慑对手不敢奢想对抗措施。

对付非动能 SBMD 能力的一个对抗措施是对导弹进行加固,但这样做需以牺牲有效载荷为代价,因为加固材料和为保证射程所需的额外燃料将增添重量。对手也可以部署更多的导弹,形成饱和,使导弹防御系统防不胜防。49 饱和点取决于部署的天基和地基拦截导弹的数量。因为诱饵和对抗措施都是在助推段之后释放,SBMD 能减轻中段和末段导弹防御的负担。

对手还可以由发射弹道导弹改为发射巡航导弹,但是速度、射程和破坏潜力将受到影响。这种影响, 加上我国现有的巡航导弹防御体系,使袭击的成功机率大打折扣。设计用来启动 SBMD 的太空传感器也能启动 TMD 来拦截巡航导弹。即使对手使用对抗措施,SBMD 也能提高目前 BMD 体系的功效。防御能力具备充分的可信度,将迫使对手思考自己的目的能否得逞,甚至威慑对手根本不敢使用弹道导弹。重大政治决策有助于解释国家在开发 SBMD 潜力方面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未来方向

SBMD 系统的发展经历了“全球防御有限打击”、“闪光卵石”、“克来门汀”、“天基激光”等各种研发计划。继里根总统之后各届政府对 SBMD 的支持逐渐减少,但小布什总统为下届政府铺好了把 SBMD 提上国际议程的道路。根据 2006 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也许需要针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发展新的威慑方式,挫败他们的袭击目的。50 此外,2002 年版《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指出:“今日的威胁较之以往种类远更繁多,也更难预测。那些与美国、盟友及盟国敌对的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甘愿冒巨大风险,正在拼命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投送手段,作为实现其目的的关键工具。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威慑方法。”51

在导弹防御计划方面开展合作能促进全球稳定。通过结盟方式,结盟国家就能挫败针对任何成员国的袭击,从而威慑对手不敢发动战争。52 国家行为体和无赖组织如果意识到国际社会能很快辨别出任何导弹的发射源并计算出潜在弹着点的话,就难以偷袭和躲藏。无赖组织企图发动袭击并嫁祸于某个国家从而扰乱地区稳定的做法即使最初得逞,导弹防御体系和其他传感器提供的数据最终将揭示真相。确定发射与弹着点的能力如果实现国际共享,也许能威慑国家行为体和无赖组织,使他们根本不敢发射导弹。国家之间多一份合作,世界就多一份稳定。

决策者需要投资发展包括 SBMD 系统在内的多种不同能力,从而消除助推段来袭导弹的风险,并利用此系统收集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有种办法是在原型机研制阶段就对系统进行试验并精确测量其性能,因此美国只需投资建造有限数量的原型机,用作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和测试,而推迟规模生产时间。这种做法可降低生产和部署期间的失败风险。53 一旦需要,只要工业基础能支持快速生产,美国就可充分利用预先研发的原型机技术。

通过资助 SBMD 的研发,美国将保证这些技术的生存。国防部不能指望以民间开发来支撑国家安全目的。民间工业迫于竞争压力总是倾向于投资近期研发项目,它们更重视近期生存而非长期发展。54 对 SBMD技术开展应用研究,将使美国获取关于助推段导弹防御的更多知识。在 SBMD 技术研发方面,美国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收获。

美国也许需要审查部署 BMD 系统所遵循的标准,并调整对 SBMD 最初能力的期望。基辛格对导弹防御的完善标准做过评论:

专家一方尽可论证技术问题,但里根把握了一条基本的政治真理,即在这个有核武器的世界上,领导者如果不尽力保护人民,使其免遭事故、疯狂对手、核扩散、以及其他各种可见的危险,一旦灾难真的来临,定然遭后世唾骂。SDI 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计划,不可能在初步阶段显示出最大效力,这是问题的复杂性使然;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尽善尽美,那么根本就发展不出任何武器。55

部署即使有待完善的防御设施仍可能威慑住对手,“沙漠风暴”行动就是证明,当时还不完善的 TMD 帮助以色列避免了战争。

国家高层领导人和决策者总倾向于关注当前的问题,因为它们就在眼前,伸手可及,但也因此使美国面临决策失误风险,不愿投资对未来防卫具有关键作用的研究项目。美国也许需要改变让政策决定技术开发的做法,而是以可行的技术来引导威慑政策的制定,从而避免为短期采购而牺牲长期研究的压力。

结语

可信威慑取决于技术能力和政治意志。冷战期间,美国依靠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威慑来对抗苏联的弹道导弹威胁。这些能力反过来又加强了政治意志,通过大规模报复和确保摧毁的政策得到体现。我们当时没有抵抗弹道导弹袭击的防御能力。今天,三合一战略核力量继续威慑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与此同时,无赖组织和扩散国将威胁进一步扩散,而冷战威慑方法对他们无能为力。目前的陆基和海基导弹防御体系能够有限抵抗这些威胁,但是这种防御结构缺少冗余性,其拦截设施必须部署在合适的位置,才能拦截飞行中段和末段的导弹。

为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标出价码并非易事,在作成本/收益评估时,应把此系统为导弹防御体系在其他部分实现的潜在成本节约考虑进去;在评估其收益时,应把快速响应、全球力量投送和持续存在等都计算在内。美国还必须综合比较为获得更大威慑而扩充目前导弹防御层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所能提供的保护效果。在综合评估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从货币角度计算出建设威慑能力的代价。

弹道导弹技术向多个国家和无赖组织的不断扩散,使我们有理由加强天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美国应该继续展现国际意志,以威慑遏阻弹道导弹扩散;同时加强导弹防御建设,一旦威慑失效,可对抗无赖组织的攻击,保卫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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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oint Publication (JP)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美国国防部军语词典], 12 April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17 March 2009), 161,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1_02.pdf.
  2. Department of Defense, Homeland Defense and Civil Support Joint Operating Concept [国土防御与民间支援联合运作概念], 1 October 2007, 42, http://www.dtic.mil/futurejointwarfare/concepts/joc_hld_v20.pdf.
  3. Paul Cornish, “Deterrence”,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Military History [见牛津军事历史词典中 Paul Cornish 对威慑的介绍], ed. Richard Hol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8.
  4. 同上。
  5. 同上。
  6. House, Professor and Department Head, Graduat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Strategic Forces [密苏里州立大学防御与战略研究研究生部教授及系主任 Dr. Keith B. Payne 于 2007 年 7 月 18 日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 110th Cong., 1st sess., 18 July 2007 http://www.nipp.org/Adobe/7-07%20testimony-delivered.pdf.
  7. JP 3-01, Countering Air and Missile Threats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1:对抗空中及导弹威胁], 5 February 2007, xi,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3_01.pdf.
  8. Curt Weldon, “Charting a New Course on Missile Defense” in Spacepower for a New Millennium: Space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千禧年太空力量:太空与美国国家安全》中“开辟导弹防御新途径”一章], ed. Peter L. Hays et al.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147.
  9. 见注释 7。
  10.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terrence Operations Joint Operating Concept [威慑行动联合作战概念],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2006), http://www.dtic.mil/futurejointwarfare/concepts/do_joc_v20.doc. 根据这一文件,非国家行为体在以下五个方面不同于国家行为体,而深刻影响威慑行动:
    1. 其决策者远更不易识别,我方难以确定威慑对象。
    2. 其决策者如何盘算收益、成本及收敛的后果,我方通常更难判断。
    3. 两者之间对于我方打击敌人的决心和力度经常有不同理解。
    4. 两者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目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并且运用不同的手段服务其目的。
    5. 较之于非国家行为体来说,对国家行为体的威慑可更多借助国家之间业已具有的交流渠道 (4–5) 。
  11. 见注释 2,第 51 页。
  12. 见注释 10,第 18 页。
  13. 见注释 10,第 71 页。
  14. Steven A. Hildreth,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Historical Overview [弹道导弹防御:历史概观],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S22120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9 July 2007), CRS 3–4.
  15. Curtis Peebles, High Frontier: The U.S. Air Force and the Military Space Program [高边疆:美国空军与军事太空计划], (Washington, D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7), 67.
  16. DARPA, Technology Transition [技术转化], (Washington, DC: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1997), 31, http://www.darpa.mil/Docs/transition.pdf (accessed 2 June 2009).
  17. 同上,第 32 页。
  18.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Limitations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 [美国和苏联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3 October 1972, http://www.state.gov/www/global/arms/treaties/abm/abm2.html.
  19. 见 注释 14,CRS 3-4。
  20. 卡尔·穆勒(Karl Mueller)列出了对太空武器化的六种看法:(1)“净域理想主义者反对把武器或战争扩散到任何新领域,”他们担心武器会导致战争。(2) 净域国际主义者担心国际稳定和太空武器的攻击性影响。(3) 净域民族主义者反对太空武器,因为它们可能会削弱自身国家的力量与安全。在净域民族主义者看来,武器化的成本大于收益。(4) 太空竞赛者是“身不由己的太空武器化鼓吹者,他们也许承认保持太空净域是抽象的理想,但相信太空武器化不可避免,因此美国必须率先发展和部署太空武器。”(5) 太空控制者基于军事能力包含与不包含未来太空武器的比较,相信收益大于成本。(6) 太空霸权主义者坚持认为太空将成为关键战场,即“终极制高点”,所以应该尽可能快地使太空武器化。见 Karl P. Mueller, Totem and Taboo: Depolarizing the Space Weaponization Debate [图腾与禁忌:消除太空武器化争论的两极], (Santa Monica, CA: RAND, 8 May 2002), 6–13, http://www.gwu.edu/~spi/spaceforum/TotemandTabooGWUpaperRevised%5B1%5D.pdf.
  21. MDA Historian's Office, “Missile Defense Timeline, 1944–2004” [导弹防御时间表,1944-2004], Missile Defense Agency, http://www.mda.mil/mdalink/html/milstone.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07).
  22. Lester L. Lyles, “Space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grams” in Spacepower for a New Millennium [《千禧年太空力量:太空与美国国家安全》中“太空与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一章], 112.
  23.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外交],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782.
  24. 见注释 22,第 114 页。
  25. MDA Historian's Offic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 Brief History” [弹道导弹防御:简史], Missile Defense Agency, http://www.mda.mil/mdalink/html/briefhis.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07).
  26. 见注释 25 和注释 22,第 114 页。
  27. 见注释 22,第 130 页。
  28. Henry F. Cooper, “Space Defense: An Idea Who's Time Has Come?” in Spacepower for a New Millennium [《千禧年太空力量:太空与美国国家安全》中“太空防御思想适逢其时?”一章], 130.
  29. 见注释 22,第 123 页。
  30. Robert Preston et al., Space Weapons, Earth Wars [太空武器,地球战争], RAND Report MR-1209-AF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2), xvii,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209.
  31. 同上。
  32. 同上。
  33. Willis Stanle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 Chronology, 1993 to 1998 [克林顿政府与弹道导弹防御:1993-1998 年表], (Fairfax, V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n.d.), 1–13
  34. Hays et al., Spacepower for a New Millennium [千禧年太空力量:太空与美国国家安全], 15.
  35. 有关克林顿总统的否决说明,参看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国会季刊年鉴]: 105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997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Books, 1998), D-42.
  36. 见注释 28,第 150 页。
  37. 见注释 28,第 132 页。
  38. William E. Burrows, This New Ocea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Space Age [新海洋:第一个太空时代的故事],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641.
  3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lementine Mission [从克莱门汀项目得到的经验教训],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7), “Conclusions” [结论] , http://books.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5815&page=21 (accessed 2 June 2008).
  40. 见注释 25。
  41. Everett C. Dolman, Astropolitik: 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 [天缘政治学:太空时代的经典地缘政治], (London: Frank Cass, 2002), 163.
  42. 见注释 33,第 9 页。
  43.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弹道导弹对美威胁评估委员会报告概要], (Washington, DC: The Commission, 15 July 1998), http://www.fas.org/irp/threat/bm-threat.htm.
  44.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Discusse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总统讨论国家导弹防御],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13 December 2001),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12/20011213-4.html; and Michael Krepon with Christopher Clary, Space Assurance or Space Dominance? The Case against Weaponizing Space [太空保证还是太空垄断? 反对太空武器化案例],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4.
  45. Baker Spring, “The Enduring Features of the Debate over Missile Defense” [导弹防御之争的持久特征], Backgrounder no. 1972, Heritage Foundation, 20 September 200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bg1972.cfm.
  46. 见注释 2,第 36 页。
  47. 见注释 10,第 37 页。
  48. Marc J. Berkowitz, “National Space Policy and National Defense” in Spacepower for a New Millennium [《千禧年太空力量:太空与美国国家安全》中“国家太空政策与国防”一章], 53.
  49. 见注释 30,第 78 页。
  50.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16 March 2006), 22.
  51. 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02),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pd/nspd-17.html.
  52. Everett C. Dolman, Pure Strategy: Power and Principle in the Space and Information Age [纯战略:太空与信息时代的力量和原则] ,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82.
  53. Stephen Peter Rosen, Winning the Next War: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n Military [打赢下一次战争:革新与现代军事],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5.
  54. Stephen P. Randolph, “Controlling Space” in Transforming America's Military [《美国军事转型》中“控制太空”一章], ed. Hans Binnendijk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27.
  55. 见注释 23,第 780 页。

 

作者简介

Lt Col Lorinda A. Frederick, USAF 罗琳达·弗雷德里克,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Lorinda A. Frederick, USAF),密歇根州立大学文科学士、Regis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空军指挥参谋学院军事作战艺术科学硕士、空天高级研究院空中力量艺术科学硕士,现任职于美国空军总部空军概念、战略与推演部。她曾在洲际弹道导弹与导弹预警中队担任飞行指挥官和教官;被派至空军太空司令部期间,承担太空与导弹军官职务及洲际弹道导弹资格方面的任务。她曾部署到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战斗行动处太空组,支持“伊拉克自由作战”和“持久自由作战”。她也曾在美国战略司令部担任演习计划官和应急行动官。弗雷德里克中校是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参谋学院和空天高级研究院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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